南昌会战结束后，虽然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与直接指挥会战的罗卓英都保持了沉默，未召开战后检讨会或追究责任，这种情况却显得极为不寻常。以往，像徐州会战之后，战后检讨总是不可或缺。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，总会对各部队进行责任追究，功劳者奖励，失误者惩罚，目的就是保持军纪，避免士气下滑。而此次南昌会战，却异常冷静，没有任何检讨，显得格外反常。
南昌会战的损失之大，是自抗战爆发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战。两大战区——第9战区与第3战区，共计损失兵力达到5万以上。战争如此惨烈，令人不得不思考：究竟是谁的失误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？其实，细心的人不难发现，责任的归属往往有着深刻的战略考量。在以往的大战之后，追责通常只涉及到较低级别的指挥官，如军长或师长。若责任不被追究，往往是指向了更高层次的领导。而南昌会战的后果，显然涉及到了更高层次的决策问题，因此，没人敢轻易追责。
事实上，战略级别的会战，若追责，可能会追溯到集团军总司令。比如武汉会战，责任追究就涉及到川军的第29集团军代总司令许绍宗与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。然而，南昌会战仅为战术层面的战斗，因此责任追究的层次，也仅限于军级。事实上，南昌会战中，第49军的刘多荃、第79军的夏楚中、第70军的李觉三位军长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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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李觉的第70军并非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，且也不是突破的关键位置，因此即便追责，也难以将责任归咎于第70军。而第49军和第79军恰恰位于日军突破的正面阵地，因此，这两军的失守，无疑是造成南昌会战失败的直接原因。从历史背景来看，刘多荃的第49军属于东北军，而夏楚中的第79军则为“土木系”派系，后者隶属于陈诚。这一政治背景，使得责任追究的指向更为复杂，因为罗卓英自己也是“土木系”的重要人物。
然而，尽管双方在争论责任，刘多荃与夏楚中各自推诿责任，罗卓英作为战场指挥官，却并未积极追究。原因显而易见——他并不敢追究，如果过度追责，责任最终可能会落到他自己身上。这也正是罗卓英在南昌会战后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。与此同时，薛岳的沉默，则出于保护罗卓英的考虑。薛岳与罗卓英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，早年薛岳因得罪蒋中正而在军界处境困难，正是罗卓英出面为他保举，才让他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因此，薛岳对罗卓英十分照顾，几乎不干涉赣北的战事。
对于罗卓英来说，实际上他并不愿意担任第9战区副司令兼19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，但这是蒋中正的命令。在蒋中正与陈诚的关系错综复杂的背景下，罗卓英成了陈诚的副手。陈诚的性格虽然刚愎，但却极为实干，而罗卓英则能够弥补他性格中的急躁与刚愎。在二人的合作中，陈诚常常给罗卓英提供支持，但罗卓英也深知如何与陈诚相处。
然而，到了第9战区，罗卓英接手赣北战场的指挥工作，面对的挑战却异常严峻。第9战区的平江地区是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，而赣北则是日军进攻长沙的关键一环。如果赣北防线失守，日军能够借机推进并切断南昌的援助。因此，南昌会战的失败，不仅是罗卓英的指挥失误，也与薛岳的战略决策密切相关。薛岳在战前做出的部署，并没有及时根据局势做出调整，最终导致了南昌的失守。
当日军进攻南昌时，罗卓英虽意识到局势危急，却还是决定放弃南昌，这一决策让薛岳同意了他的请求。虽然日军的坦克部队一度停滞，但缺乏补给的情况也未能带来有效的反攻机会。南昌一旦失守，收复便难上加难，这也让薛岳与罗卓英的决策面临巨大的压力。
最让人痛心的是，南昌会战的损失并非无法避免。若罗卓英与薛岳能够调整指挥策略，进行及时的增援，南昌是完全有可能守住的。而最终，失去南昌的代价，成了战后两位指挥官不敢追责的沉默代价。责任最终落在了第49军的肩上。刘多荃及其指挥下的105师，虽在南昌会战中遭遇惨重损失，依旧承担了大量责任。105师的重装备几乎全部损失，然而，刘多荃巧妙地保住了部队装备，为未来的重建留下了希望。
尽管南昌会战以失败告终，这场战斗却为日后防御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赵子立曾提到，南昌会战让他认识到，若日军进攻遇到抵抗且不顺利，通常会选择撤退。这一经验在后来的长沙会战中，帮助第9战区成功抵挡住日军的多次进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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